关键字：会计   资产减值   经济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盈余管理动机国内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ifu b‘大多数研究是对原四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研究。

　　在对相关文献综述前，有必要先对国内关十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成果作一个简要回顾。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动机主要表现为保盈、保配以及保上市动机。

　　陆建桥(1999)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或被“特别处理”，存在“大清洗现象”和“微利现象”，其会计操纵方法通常是在亏损年度显著调减盈余，Ifu在亏损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年度显著调增盈余。

　　蒋义宏(1998)，陈小悦，肖星和过晓艳(2000)采用频率分布法对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净资产收益率曲线不符合正态分布，在配股生命线(净资产收益率等十10})的右侧具有非常集中的趋势，从Ifu说明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的要求，存在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阎达五，耿建新和刘文鹏02001)采用频率分布法对1999年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曲线仍然不符合正态分布，但净资产收益率是在6%的右侧具有非常集中的趋势，这也说明新配股政策下，出现了新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操纵行为。

　　孙铮和土跃堂(199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操纵表现为微利现象、配股现象和重亏现象，即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为了达到配股资格会进行盈余管理，同时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公司为了未来的盈利}fu在本期“大洗澡”。

　　关十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的重要文献如下。

　　土跃堂(2000)以1998年A股公司二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例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二大假设”，Ifu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同时发现，有扭亏现象的公司执行二大减值政策的可能性更小，Ifu ST公司执行二大减值政策的可能性更大。

　　十海燕和李增泉(2001)的研究表明，扭亏公司和亏损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存在盈余操纵，处十配股临界线的上市公司在计提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时也同样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同时发现，影响企业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的主要因素是资产负债率及行业因素等。

　　李增泉(2001)的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可以选择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时，则一般趋向十不计提，即使要选择计提，其计提比例也显著偏低。Ifu在被强制要求计提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Ifu具有亏损动机、大股东变更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沈振宇、土金圣和薛爽(2004)研究了坏账准备准则变化前后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利润操纵行为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我国当期转型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更容易利用原则导向会计准则所赋予的职业判断的空间来操纵利润，针对规则导向会计准则规定本身}fu言，公司难十利用其来操纵利润。

　　黄世忠(2005)从理论上系统、深入的比较了我国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与第36号国际会计准则，指出了在具体实务中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项重大差异:计提基础的差异、现金流量预测要求的差异、首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处理的差异、货币时间价值后续处理的差异、运用评估人员的差异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差异。另外，还从技术层面、管理惯例和监督机制等角度I IJ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戴德明，毛新述和邓潘02005)的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所在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

　　在r}‘制经济因素的影响后，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大清洗行为。

　　赵春光(2006)的研究表明，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亏损，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大清洗;同时有较弱的证据说明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以转回和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利润平滑，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盈余增长。

　　任凌玉(2006)通过对1999-2002年度亏损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对比，发现亏损公司在亏损当年计提减值的数额要显著大十未亏损公司如果公司在第二年扭亏，其在亏损当年计提的数额要显著大十其在扭亏年度的训一提数额，Ifu b‘很多公司在扭亏年度利用资产减值的转回增加当期利润。

　　研究还发现，2001年后上市公司在亏损当年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增强的趋势。

　　薛爽，田立新和任帅(2006)以2001-2003年的亏损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这些公司如何利用八项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Ifu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如果扣除减值准备的影响，扭亏公司中将有72%的样本不能扭亏。

　　高永琦和冉茂盛(2006)对2001-2003年的A股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亏损上市公司、扭亏上市公司和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利用资产减值会计进行盈余管理。

　　土建新(2007)对2001-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上，如果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值转回公司的净利润平均将下降40.53%}资产将减少0.42%。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金额与公司盈利水平和当年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Ifu与公司是否扭亏则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并非由十其资产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因素的好转，Ifu是出十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所致。

　　与以上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土跃堂、周雪和张莉(2005)对年上市公司执行长期资产减值和追溯调整政策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长期资产减值政策实施当年普遍进行了减值行为，但减值总额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Ifu b‘追溯调整后计入当年损益的减值额也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这表明追溯调整政策并未演化成公司盈余管理的工具，Ifu是如实反映了长期资产的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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